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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彼得大帝：生平与时代》</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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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h1 class="chapter" id="c60"><a id="page783"/>60<br/><br/>至高无上，唯奉上帝</h1>
<p class="nonindent">在宗教观上，彼得更像18世纪而非17世纪的人物——崇尚世俗与理性，而非虔诚与神秘。比起教义或圣经诠释，他更关注贸易与国家繁荣；他发动的战争无一与宗教相关。但就个人而言，彼得确实信仰上帝。他承认上帝的全能，认为生死胜败皆有其旨意。他的书信中频繁出现"感谢上帝"的短语，每次胜仗后必立即举行感恩赞美诗仪式。他相信沙皇比平民对上帝负有更大责任，因统治职责乃神之所托，但他并未将君主角色神圣化为"君权神授"之类的理论。彼得对待宗教如同对待其他事务：何谓合理？何谓实用？何者最有效？他认为侍奉上帝的最佳方式，就是为俄罗斯的强大与繁荣而奋斗。</p>
<p class="indent">彼得热衷参与教堂活动。幼时他便熟读圣经与礼拜仪式，即位后更致力于推广准确版本的圣经。他酷爱东正教唯一的音乐形式——合唱圣歌，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挤过站立的人群、加入唱诗班放声高歌的习惯。东正教会的纪律性较其他教派松散：信徒在仪式期间站立走动、进出随意、相互示意窃笑。彼得默许这种现象，但绝不容忍公开喧哗。听闻违规者，他当即课以一卢布罚金。后来他甚至在圣彼得堡某教堂前设立示众柱，惩戒仪式期间交谈者。</p>
<p class="indent">对彼得而言，宗教仪式的实质意义远胜于其形式。令许多同胞——尤其是俄罗斯教会领袖——深感绝望的是，这位沙皇对基督教其他教派的宽容程度，在神圣东正教统治的俄罗斯史无前例。彼得早年便意识到，若要大规模引进外国人才，就必须允许他们保持原有的礼拜传统。1697年首次造访阿姆斯特丹的经历更坚定了他的信念：这座自由之港允许各国移民信奉任何宗教，只要不干扰本土教会或其他外国教派即可。"我们认为外来居民的宗教仪式对国家影响甚微，"威特森曾解释道，"只要不违背我国法律。"彼得后来指出这种宽容政策"极大促进了外国移民涌入，进而增加了财政收入"，并补充道："我打算在圣彼得堡效仿阿姆斯特丹的做法。"</p>

<p class="indent">他确实身体力行。在俄外国人获准设立自治议会处理婚姻等教会事务，不受俄罗斯法律或东正教会管辖。执政晚期，彼得颁布法令承认新教与天主教洗礼的合法性，并允许东正教徒与其他信仰者通婚——前提是子女必须接受东正教教育。这两项法令为定居俄罗斯的瑞典战俘迎娶俄国女性扫清了障碍。这种宽容政策同样适用于帝国境内其他非基督教信仰者。在从瑞典征服的波罗的海省份，彼得同意保留路德宗作为国教，这项保证被写入《尼斯塔德条约》。在喀山汗国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广袤地区，他从未试图强制推行基督教化，深知此举不仅徒劳无功，更可能引发叛乱。</p>

<p class="indent">彼得甚至对教会极力迫害的旧礼仪派表现出相当宽容。在他看来，关键问题在于其信仰是否危害国家利益，至于用两指还是三指画十字根本无关紧要。成千上万旧礼仪派信徒为躲避迫害，在北方森林建立定居点。1702年彼得率近卫军五个营途经该地区时，这些信徒误以为将遭镇压，便反锁木制教堂准备自焚殉道。但沙皇明确表示："随他们去吧"，随即挥师南下迎战瑞典人。后来奥洛涅茨附近发现铁矿，不少旧礼仪派信徒成为矿工和铁匠，用勤劳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这更令彼得欣慰——正是宽容政策结出的硕果。"任由他们保持信仰吧，<a id="page785"/>既然理性无法破除迷信，火刑与刀剑更无济于事。制造殉道者实属愚蠢，他们不配获得这份殊荣，对国家也毫无裨益。"</p>
<p class="indent">在这种宽容政策下，旧礼仪派得以继续在偏远地区平静生活。他们虽拒绝服从教会权威，但按时纳税且品行无可指摘。然而随着战争对俄国劳动力的巨大消耗，彼得逐渐将其遁入森林的行为视为政治对抗而非单纯的宗教保守。1716年2月，他颁布法令要求对旧礼仪派进行人口普查，课以双倍税赋，并强制他们在后背缝制黄色布条——旨在通过公开羞辱迫使其回归正教。结果旧礼仪派反而骄傲地佩戴起这些"徽章"，其人数不减反增，为逃税更深入政府管辖不到的荒野。彼得晚年对旧礼仪派的容忍几乎消磨殆尽，曾恼怒地将他们流放西伯利亚，又因"该地旧教徒已足够多"撤回成命。1724年，所有旧礼仪派（除自愿留须的农民外）必须佩戴刻有胡须图案的铜质徽章，为此他们支付了高昂费用。</p>

<p class="indent">尽管彼得容忍俄国境内多种宗教活动，却对耶稣会深恶痛绝（其他天主教修会如方济各会、嘉布遣会皆可在俄设立修道院）。耶稣会最初获准在莫斯科举行仪式，并自由经俄国前往中国康熙皇帝的宫廷。但彼得逐渐怀疑其宗教热忱只是攫取政治权力的幌子，特别是发现该修会与维也纳皇室关系密切后，最终下令："所有耶稣会士须于接获本敕令四日内离开俄国疆域，世人皆知彼等险恶阴谋及干政恶习。"不过彼得并未关闭圣彼得堡天主教堂，仅要求该教区新派神父不得隶属耶稣会，且不得寻求奥地利宫廷庇护。</p>

<p class="indent">欧洲其他教会领袖曾寄望借彼得之宽容使本教派在俄立足，但这纯属妄想。彼得对其他基督教派别的兴趣仅在于了解其仪式和管理制度，<a id="page786"/>从未考虑改变信仰。1717年彼得访法期间，索邦神学院学者提议通过"双方教义适度妥协"实现罗马与莫斯科教会联合。这个可能改变政治格局的方案使新教国家使节忧心忡忡，因此韦伯欣慰地报告该计划注定失败："沙皇既已废除俄国牧首制，岂会令本国屈从教皇威权……更不必提神职人员婚姻等核心分歧——俄国视司祭婚配为神圣传统，两教在此类问题上永难达成一致。"</p>
<p class="indent">为保持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彼得要求教会为社会服务。在他看来，俄国神父除了拯救灵魂外，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教育。当时学校匮乏，神职人员是广袤土地上分散居住的俄国农民接受启蒙的唯一渠道。但现有的神职人员显然难以胜任——许多人愚昧不堪且懒惰成性，部分人甚至与教民同样迷信，极少有人掌握布道技巧，致使他们有限的知识与道德观念无法有效传播。为扭转这一局面，彼得派遣多名乡村神父前往基辅等地的神学院，不仅学习神学，更要掌握公开演讲能力。</p>

<p class="indent">比神职人员的无知更令沙皇震怒的，是民众的普遍迷信与某些神职人员的恶意利用。百姓深信日常奇迹，认为通过特定圣像——无论是基督、圣母玛利亚还是俄罗斯圣徒——的庇佑，就能获得神奇恩典。这种盲信成为骗子滋生的温床。当彼得发现这类神棍时，怒火便难以抑制。据韦伯记载，圣彼得堡某神父宣称家中圣母像能显灵，但仅限付费者接触："尽管他夜间秘密经营此事，再三叮嘱访客保密，沙皇仍获悉内情。搜查其居所后，那幅'显灵圣像'被呈递御前验证。神父见事迹败露，跪地坦白骗局，最终被褫夺圣职、施以重刑并囚禁要塞，以儆效尤。"</p>

<p class="indent">最令彼得暴怒的，莫过于那些挑战皇权的欺诈行为。曾有农民因不满强制迁居圣彼得堡，预言九月涅瓦河将暴涨淹没教堂旁的古老白蜡树，引发居民搬迁潮。沙皇当即下令砍伐树木，并将预言者囚禁至九月末。当预言期限届满无灾发生时，民众被召集至树桩遗址——此处已搭建刑台。这位"乡村先知"当众遭受五十下鞭刑，人群同时接受"轻信伪先知之愚行"的警示教育。</p>
<p class="indent">一场更为精巧的宗教骗局同时激起了彼得大帝的愤怒与好奇。1720年，圣彼得堡某教堂的圣母像据说因被迫栖身于如此阴郁之地而流泪。枢密大臣戈洛夫金闻讯赶至教堂，穿过聚集围观奇迹的密集人群，立即派人向正在一天路程外视察拉多加运河的彼得报信。沙皇连夜赶回，直奔教堂。当祭司们引他观看圣像时，"奇迹"已止，但众多目击者坚称亲眼所见。彼得凝视着布满颜料与厚漆的圣像，察觉异样，遂命人将其从高处取下送至皇宫。在枢密大臣、贵族、教会领袖及在场祭司的见证下，他仔细检查圣像，很快在眼睑阴影遮蔽处发现细孔。翻转圣像揭开背面织物后，木板上的凹槽与凝固油渍赫然在目。"这便是圣泪之源，"彼得向众人展示道。他解释低温时油脂凝固，而礼拜仪式中烛火加热空气使油脂融化，造成"流泪"假象。彼得对此精巧机关赞叹不已，将圣像收入珍奇馆，但对利用迷信危害新城的骗子怒不可遏。肇事者最终"受到严惩，自此无人敢效仿"。</p>

<p class="indent">在整肃神职人员纪律、打击欺诈迷信的同时，彼得着手改革俄国修道院体系，力图重拾虔诚与实用价值。沙皇并不反对清贫治学、虔敬事神的修道理想——青年时代他曾专程拜谒白海索洛维茨修道院，1712年更创立了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令他痛心的是俄国修道院已严重背离初衷。当时全俄557所修道院收容逾2.4万修士修女，部分坐拥惊人财富：1723年莫斯科周边151所修道院拥有242,198名农奴（最富有的圣三一修道院独占20,394户农舍），而贵族富商为求灵魂救赎持续捐赠，产业仍在扩张。</p>

<p class="indent">这些与世隔绝之地却鲜有裨益社稷之物。彼得时代修道院既无学术建树，其施舍行为——用沙皇轻蔑的话说——反招来"健壮的懒汉、上帝的敌人与无用之徒"：逃兵、农奴与乞丐之流。在彼得眼中，众多修士不过是沉溺怠惰与迷信的寄生虫，其数量增长与信仰沦丧正危及国家。</p>
<p class="indent">1700年牧首阿德里安去世后不久，彼得便开始限制俄罗斯修道院的职能。这些机构的管理权被移交给新成立的政府部门——修道院办公室，由世俗官员波雅尔·伊万·穆辛-普希金执掌。该机构将全权管理修道院的所有资金与财产，声称此举是为了"<a id="c60-nts10a"/>让修士修女能更专注履行宗教职责"。通过禁止贵族、政府官员、未成年人及文盲立誓出家，新晋修士数量被大幅削减。后来甚至规定任何人在获得沙皇特许前都不得受戒。与此同时，修士不足三十人的修道院悉数关闭，改建为教区教堂或学校，原属修士则被迁往规模更大的修道院。</p>

<p class="extract">作为国家统治者，彼得主要关注教会作为组织机构的结构职能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尽管沙皇阿列克谢<a id="page789"/>曾通过罢黜尼康牧首打击教会独立性，但彼得继位时牧首制仍保有相当自治权：拥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和财政系统，向广袤教产领地的居民征税，裁决婚姻、通奸、离婚、遗嘱继承等各类案件，以及夫妻、亲子、圣俗之间的纠纷。彼得十八岁时即位的阿德里安牧首虽不及尼康强势，但作为极端保守派不断干涉沙皇私生活：抗议其与外国人交往，要求改换西式服装，坚持让他多陪伴叶夫多基娅皇后。年轻沙皇渴望摆脱这种个人困扰及其代表的保守政策，自然不足为奇。</p>

<p class="indent">1700年10月彼得率军围攻纳尔瓦时，阿德里安突然离世。沙皇尚未考虑继任者人选，只确定需要一位不会挑战皇权且支持教会改革的牧首。苦于无人选又无暇寻觅，彼得采取折中方案：保留牧首制但宣布圣座"临时空缺"，任命一位权限模糊的"临时"守护者作为过渡期领袖，使其无法形成权力中心。对此安排颇为满意的彼得此后便搁置此事。每当教会强烈要求任命新牧首时，他便以战事繁忙无暇深思为由推诿。</p>
<p class="indent">彼得任命四十二岁的梁赞都主教斯蒂芬·亚沃尔斯基为临时守护宗主教。这位乌克兰僧侣曾就读于基辅受耶稣会影响的正教学院，该地区的教会学术水平和整体文化素养远高于纯莫斯科系的正教神职人员。作为学院神学教授兼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常驻布道者，亚沃尔斯基展现出非凡魅力。他浑厚的嗓音、富有戏剧性的手势，以及将学术与轶事巧妙融合的演讲技巧，总能让听众时而开怀时而落泪。彼得从未在俄国教堂听过如此雄辩的布道，每逢教堂仪式、公众庆典或军事胜利场合，只要可能便指定亚沃尔斯基布道。但彼得授予其职务时，并未将昔日宗主教的全权暂时移交。教会财产的实际管理权及教区居民的征税权，都交给了穆辛-普希金领导的新修道院办公厅。此后，<a id="page790"/>大部分教会收入直接流入国库，再由国库支付神职人员俸禄。</p>

<p class="indent">亚沃尔斯基始终未能真正安于其位。他本无野心，不久便开始怀念基辅那种更宁静的隐修生活。1712年，他恳求彼得解除其职务。"<a id="c60-nts11a"/>我该逃往何处才能避开您的意志？如何躲藏才能远离您的注视？"他在给沙皇的绝望信函中写道，"我不会逃往异国，因为您的权柄乃神所授。在莫斯科或梁赞——您至高无上的权力无处不在笼罩着我。"由于无人可替代，彼得始终拒绝其请求。随着时间推移，亚沃尔斯基逐渐在职位上站稳脚跟：他开始支持同僚对抗世俗权威，抗议教会收入大量被挪用于军费。其布道内容也转向彼得不喜的方向——他公开谴责那些为再婚而逼迫妻子进修道院的丈夫，这番抨击的显要目标众人心知肚明。1712年圣阿列克谢节，亚沃尔斯基更将皇太子阿列克谢称为"我们唯一的希望"。彼得虽未亲临，但布道文本很快呈递御前。沙皇仔细批注后，为避免制造殉道者形象而未公开惩处，仅要求这位神职人员"未进私谏，勿施公诫"。亚沃尔斯基以"<a id="c60-nts12a"/>泪墨俱下"的措辞请罪，虽保留职位却被暂时禁止布道。</p>

<p class="indent">此后彼得物色到改革教会的新工具。这是另一位来自基辅的乌克兰僧侣，比亚沃尔斯基年轻许多，更世故务实且魄力惊人。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恰是十八世纪现代性化身的神职人员——兼具管理者、改革家、论辩者乃至宣传家多重身份，完全认同彼得对俄国教会的现代化与世俗化改造。作为俄国神职人员，他学识极为渊博，研读过伊拉斯谟、路德、笛卡尔、伽利略、开普勒、培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与洛克等著作。幼年失怙的普罗科波维奇由担任基辅学院院长的博学叔父抚养，后赴波兰耶稣会学院及罗马特殊学院深造。1700年，二十二岁的他在罗马研习神学期间获天主教神职，并亲历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加冕礼。但三年罗马岁月反而使他对教廷体制产生永久厌恶。返回基辅学院后，他用拉丁文讲授哲学、修辞学、诗学与文学，率先将算术、几何和物理学引入课程。未满三十岁时，<a id="page791"/>他已创作五幕诗剧，演绎十世纪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将基督教传入俄国的历史主题。1706年彼得造访基辅时，曾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聆听其布道。1708年马泽帕叛投查理十二世的危机中，普罗科波维奇迅速表态效忠沙皇。基辅总督戈利岑亲王向彼得汇报当地高阶神职人员忠诚度时称："<a id="c60-nts13a"/>所有僧侣都避见我们，整个基辅唯见学院院长[普罗科波维奇]一人诚心效忠。"1709年波尔塔瓦大捷后，沙皇重返基辅，普罗科波维奇以"全俄罗斯至圣至尊的陛下"相迎，极尽颂扬之能事。1711年他随彼得参加灾难性的普鲁特远征，同年三十一岁即出任基辅学院院长。1716年，沙皇召其赴圣彼得堡，普罗科波维奇从此永别基辅。</p>
<p class="indent">与亚沃尔斯基不同，普罗科波维奇坚定支持彼得将教会置于国家统辖之下的改革。普鲁士大使马尔代菲特的秘书沃克洛特评价道，他在普罗科波维奇身上不仅看到了渊博学识，更发现了"<a id="c60-nts14a"/>即便牺牲神职人员利益也要热忱维护国家福祉"的品格。当教会"蓄须派"支持皇太子阿列克谢时，普罗科波维奇与他们的对立更趋尖锐——1718年4月6日棕枝主日，正当教会高层被要求审判皇太子之际，这位教士在布道坛上雷霆万钧地颂扬沙皇权威，强调臣民服从世俗权力的神圣义务："<a id="c60-nts15a"/>至高权力由上帝之剑确立，违逆者即亵渎上帝！"他严厉驳斥神职人员可豁免效忠义务的说法："教士阶层与军队、文官、医师和工匠同样隶属国家。神职者不过是国民等级之一，绝非独立王国。"自然，其他教士指责他谄媚逢迎、投机伪善、野心勃勃。当彼得提名他担任普斯科夫与纳尔瓦大主教时，莫斯科牧首区更指控他具有新教异端倾向，直到沙皇要求举证时，被迫撤回指控的亚沃尔斯基才停止攻讦。</p>

<p class="indent">随着瑞典战争接近尾声，彼得开始筹划教会管理体制的永久性改革。亚沃尔斯基的临时任命已延续十八年之久，主教们屡次恳请沙皇任命新牧首。最终彼得给出的方案却与预期大相径庭：自前任牧首逝世后，沙皇在游历天主教与新教国家时深入观察了各类教会制度。虽然罗马教会<a id="page792"/>实行单人治理，但新教地区通过宗教会议或管理委员会治理教会的模式更令他倾心——正如他已用部院制改革世俗行政体系，现在他准备将类似结构强加于教会。1718年末，彼得委托普罗科波维奇起草《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旨在为东正教会建立新管理体系。经过数月努力完成的这份文件虽经彼得亲自审订修改，仍成为普罗科波维奇最重要的政治遗产。</p>

<p class="indent">1721年颁布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沉重打击了旧莫斯科教会令彼得震怒的弊端。法规要求根除信徒与神职者中的蒙昧迷信："<a id="c60-nts16a"/>若缺乏学术之光，教会治理必陷混乱。"主教们被责令建立神学院（四年内建成四十六所），教士须研习神学，而"教授神学者必须精通圣经，能以经文论证所有教义"。在普罗科波维奇坚持下，课程还纳入历史、政治、地理、算术、几何与物理。法规同时规定信徒必须参加礼拜，违者将处以罚金。</p>
<p class="indent">新法规最显著的特点是废除了作为教会管理机构的牧首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为"神圣治理会议"的官僚机构。实际上，该会议是仿照政府部门的委员会模式组建的，设有主席、副主席及八名成员。彼得大帝希望它能独立于其他委员会之上，与元老院平级。如同元老院一样，宗教会议也设有世俗监督官员——圣会议总检察官，负责监督教会行政、调解纠纷以及处理渎职与缺勤问题。实质上，这个掌管教会一切宗教与世俗事务的神圣会议，已然演变为一个宗教事务部，而总检察官则相当于宗教部长。</p>
<p class="indent">普罗科波维奇（实为彼得大帝授意）在一篇冗长的序言中，解释了废除牧首独裁统治、实行集体管理的决策依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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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bl_nonindent"><a id="c60-nts17a"/>相较于单一宗教领袖的统治，教会采用合议制治理对国家造成的叛乱与骚乱风险要小得多。因为普通民众无法理解<a id="page793"/>宗教权力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区别。他们反而会被最高神职人员的显赫荣耀所迷惑，认为这是与专制君主平起平坐——甚至凌驾其上的第二君主，误以为宗教权力属于另一个更崇高的国度。倘若牧首与沙皇发生争端，民众很可能会支持牧首，坚信自己是在为上帝的事业而战。</p>
</div>
<p class="indent">此后两个世纪直至191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始终遵循《宗教条例》确立的原则运作。教会不再作为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存在，通过圣主教公会实施的行政管理已成为国家职能的一部分。除教义事务外，专制君主在所有领域都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受任神职人员必须宣誓承诺"<a id="c60-nts18a"/>毫不留情地捍卫属于至高无上皇权的一切权力、权利及特权"。作为回报，国家保证东正教在俄罗斯帝国内作为国教的地位。</p>
<p class="indent">尽管亚沃尔斯基强烈反对新设立的宗教机构，彼得仍任命他担任圣主教公会会长这一要职——沙皇认为让这位反对者深陷新体制的运作中，远比任其游离在外安全得多。亚沃尔斯基试图推辞，请求在修道院终老，但最终仍被迫就任，并在任上度过生命最后一年，直至1722年去世。</p>

<p class="indent">普罗科波维奇虽相对年轻（1721年时仅四十一岁）且在教会体系中资历尚浅，却被擢升为圣主教公会第三号人物——第二副主席。从这个职位出发，他实际按照自己设计的蓝图管理教会，比彼得多执政十年，并在继任沙皇时期持续主导圣主教公会，最终荣升诺夫哥罗德大主教这一显赫职位。</p>

<p class="indent">通过废除牧首制并将教会管理体系改造为世俗政府的分支机构，彼得实现了他的目标。俄罗斯土地上再不会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构成威胁——当教会官僚体系实际由他的亲信掌控时，这种威胁怎么可能存在？虽然18至19世纪俄罗斯乡村神父的学识始终未能成为典范，但神职人员的教育水平和纪律性确实有所提升。《宗教条例》最显著的特征是未遭遇任何反对，无论是教会内部还是民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得没有触动俄罗斯教会最核心的要素——神圣仪式与教义。由谁管理教会是彼得最关心的问题；至于礼拜仪式和圣礼的形式，他毫无兴趣，因而也未加干涉。</p>
<p class="indent"><a id="page794"/>然而，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假以时日便对俄罗斯产生了危害。个别信徒或许能在东正教仪式的荣耀与合唱圣礼中，以及在教会群体里众人共担苦难的温暖情谊中，寻求救赎并摆脱生活重负的慰藉。但一个驯服的教会若只专注于个人精神事务，未能代表基督教价值观在社会公正问题上接连对抗政府，很快便会失去俄罗斯社会中最活跃群体的忠诚。寻求真正信仰的最热忱农民与平民纷纷转向旧礼仪派和其他教派。学生、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则因教会保守的反智主义及对政权的奴性支持而对其嗤之以鼻。本可引领社会的教会沦为附庸，最终彼得建立的整个宗教官僚体系随帝国政府一同坠入深渊；圣主教公会于1918年与沙皇政权所有统治机构一同被废除。列宁恢复了牧首制，但这不过是个傀儡牧首制，受国家控制的程度更甚于圣主教公会时期。这个新牧首制在其存在期间，从未对其效忠的政权提出过只言片语的批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痛惜的，正是俄罗斯教会这种持续的消极与奴性——他宣称："<a id="c60-nts19a"/>倘若教会没有放弃独立，并像波兰那样持续在民众中发声，俄罗斯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本会无比更人道且和谐。"</p></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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